在SARS病毒迅速蔓延之际，先后有多家国内研究机构宣称可以在数月之内研制出SARS疫苗。两位颇有声望的学者，竟然也建议迅速研制“简易”的SARS灭活疫苗，力争在两三个月内获得研制产品。
“这种情形与20年前科学界刚发现HIV时非常相似，当时也有人认为HIV疫苗几个月就有可能研制出来，但这些预言在现实面前变成了泡影。”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说。
今年年初，美国VaxGen公司终于在全球首次完成了一种艾滋病疫苗的III期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却令人失望：从统计学意义上讲，那种疫苗对受试者基本上没有保护作用（参见2003年3月13日《南方周末》科学版）。
如今，对于艾滋病疫苗何时才能研制成功的问题，科学家已经变得非常谨慎。
但是，美国AaronDiamond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何大一在接受国内媒体关于SARS疫苗的采访时，仍旧不忘强调这样一个数据：全球每天大约有1.5万人感染HIV。这位著名华裔科学家认为，与SARS相比，艾滋病其实更需要人们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还预计，如果保持目前的流行速度，到2010年全球将新增4500万HIV感染者，到202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近7000万。这也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李钟郁在5月21日正式当选时说，他走马上任后的头等大事是抗击艾滋病。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快艾滋病疫苗的开发进程。于是，24名科学家联名在6月27日美国《科学》杂志“政策论坛”栏目发表文章倡议：启动全球性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
24位署名作者中，既包括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前所长克劳斯纳（RichardKlausner），美国国立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A.S.Fauci），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葛伯丁（JulieGerberding），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诺贝尔奖得主瓦姆斯（HaroldVarmus），以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DavidBaltimore）等著名科学家，也包括邵一鸣等几位分别来自中国、南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称，在艾滋病疫苗开发上，不能再按部就班，各自为战，而应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合作网络，探索更多的研究路线，推动和协调候选疫苗的临床试验等。
他们举出了医药界一个成功的合作范例：1950年代，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愈率仅为10％，到2002年则超过80％，对某些亚型甚至达到100％。治愈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归功于一系列的药物临床前评估和临床试验的合作研究。通过合作网络，研究人员对一些部分有效的药物不断进行系统调整，最终研制出了有效性和安全性都相当高的药物。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临床前评估和临床试验中合作研究的重要性，有很多地方可供艾滋病疫苗开发工作借鉴。当然，艾滋病疫苗开发具有紧迫性的特点，不能像ALL药物开发那样花去几十年的时间。此外，一般说来，与药物研制相比，疫苗开发投入更大，风险更高，仅仅依靠产业界来从事疫苗开发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立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这些科学家不仅希望合作网络得到同行的响应，也希望今后每年从慈善基金会和政府部门得到约10亿美元的支持。近年来，一些慈善基金会加大了对艾滋病防治的支持力度，例如，克劳斯纳所在的盖茨基金会就已经为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疾病的防治捐出了数亿美元。但是，全球每年600亿美元慈善基金中只有约4％投在健康研究上。此外，各国政府部门在艾滋病这种主要侵袭穷人的疾病上投入非常有限，也还需要科学家们去游说。
巴尔的摩说，从集中各方力量来解决一个问题的角度来看，这项倡议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非常相似。不过，曼哈顿计划强调保密性，全球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则强调信息的公开和共享。
还有人将这项倡议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比。邵一鸣却认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更像是一个工程计划，基因序列测定肯定是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而全球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则是一项科学探索计划，其成功的时间难以测算，也就不能主观地为其设定时间进度。
从这种意义上，全球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与自1970年代起在美国开展的“癌症计划”更为类似。“癌症计划”刚启动时，曾提出在10年内攻克癌症，结果几十年过去了，癌症也没能最终攻克。不过，邵一鸣说，“癌症计划”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为癌症研究投入了大量人员和资金，使很多癌症的存活率得以大大提高，前面提到的ALL药物开发就是“癌症计划”的内容之一。
在艾滋病疫苗开发中，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正如巴尔的摩所说，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可能重演正在非洲发生的悲剧。另一方面，邵一鸣称，艾滋病疫苗开发的一大难点是开展临床试验，如果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临床试验，开发成本将大幅度降低，疫苗最终开发成功时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不会像如今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一样成为天价药物，“在科学进步的同时却出现社会伦理学的退步”。
按照拟议中的全球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全球范围内应该建立至少6到10个疫苗合作开发中心。邵一鸣说，中国应该有能力去组建其中一个疫苗开发中心，但仅靠国内的一支或几支研究队伍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才有可能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此外，他强调，艾滋病疫苗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同行之间，以及与国外同行之间，需要大力加强合作，持续不断地积累和探索，共同推动艾滋病疫苗开发这项全球性的事业，而SARS疫苗研究中表现出的某种浮躁情绪，诸如把疫苗研究当作一项简单的生物学实验，过于乐观，甚至急功近利，当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