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临街店面外表看去和闹市区的商场没什么差别，但里面却别有天地：医疗保健工作人员们在检测H.I.V病毒，并向吸毒者分发用于戒毒的镇静剂美沙酮。楼上，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在向H.I.V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提供咨询，并给予心理上的支持。不远处，另一个组织开办了一个服务机构，目的是让吸毒者的父母互相交换关于如何预防H.I.V病毒的信息。在另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向1000多名妓女免费发放安全套，提供免费H.I.V测试并给出避免被感染的建议。 　 对艾滋病态度中国比印俄更透明 　　个旧市位于多山地的西南中国，在这里由于吸食海洛因导致了艾滋病，而艾滋病又导致了死亡、受歧视和被官方否认，但这个城市正成为中国改变过去做法，尝试披露艾滋病数据的典型。在过去的18个月中，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艾滋病，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还否认其境内存在艾滋病问题，并想试图掩盖由于卖血的不合规范，而让数不清的农民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事实。甚至是在目前，一些城市的政策仍然试图掩盖问题的存在。 　但是像个旧一样的许多地方开始执行中央政府的新政策，包括更换注射用针头和在宾馆提供安全套。与此同时卫生部计划将这些措施落实到全国。中国现在有8家美沙酮戒毒中心，但在2010千计划增加到5000家。 　　“仍然有许多国家违反法律，”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博士在谈到针头和美沙酮项目时说，他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执行官。 　国际专家们对中国目前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目前中国政府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相较于中国，他们的艾滋病问题更为严重。 　 “很明显，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和云南省政府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兰德尔·托拜厄斯（Randall Tobias），他是布什政府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协调官，于6月早些时候和皮奥特博士参观云南省时发表了上述见解。 　　皮奥特博士说，转折点是2003年--当SARS席卷中国时，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传染病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健康威胁，而且还是政治威胁。“SARS真的与众不同，”他说，“一旦当大家想到SARS可能会成为破坏社会问题的潜在威胁时，那就人人谈SARS色变了。” 　　中国中央政府态度转变的信号是，2003年温家宝总理看望了艾滋病患者，后来胡锦涛主席有了同样的举动。伴随着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而来的是，为防治艾滋病和推行新政策（比如更换针头和提倡安全套的使用）的政府预算翻了一番。而在2002年，安全套的广告是受到禁止的。 　　中国只有1/9的感染者知道自己带病毒 　　仍然存在的大量问题让人气馁。中国农村的公共医疗体系几近崩溃，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只有1/9的受感染者知道自己携带H.I.V病毒。2003年，一项免费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药物治疗计划，被政府很快引入中国，但却存在很严重问题，因为大概1/5的病人不愿参与进来。 　　专家们称，中国没有像非洲一样面临艾滋病危机，但他们同时预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继续努力，到2010年将有超过1000万中国人罹患艾滋病。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估计有84万人H.I.V检测呈阳性，还有8万艾滋病患者，另外还大约有15万人已经死于艾滋病。 　　海洛因从中国的邻国越南、老挝和缅甸流入云南，随之而来的还有H.I.V病毒。云南省的第一起病例出现在1989年。云南现在有4400万人口，却只有200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防治艾滋病医疗工作者。 在美沙酮诊所，明向东（音译）医生的一部分薪水由美国支付，他说，从2004年4月诊所开办以来，有超过270人次的吸毒者前来寻求帮助。由于咨询者越来越多，今年6月早期开办了一家更大的诊所。但是政府相关规章却强调，只有那些在政府强制戒毒中心，未能完全戒毒的吸毒者才能接受美沙酮治疗法--仅仅只有那些吸毒最严重的瘾君子。 　个旧的妇女中心同样得到了来自美国的赞助。在这里，妓女们正在接受防止H.I.V感染教育。工作人员试图劝说受感染的妓女不再从事性服务，或者至少能使用安全套。但是卖淫而带来的高昂收入，让许多感染了H.I.V的妓女通常都对病情保密。 　　就在医疗官员开始向这些妓女和吸毒者伸出援助之手时，云南省的公安也采取了相关措施。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们担心，最近全省范围内对吸毒者的清扫行动将可能使一些人由于从事地下交易，而增加感染H.I.V风险。 　　在其他省份，状况就恶劣得多：向同性恋人群提供艾滋病信息的网站已经被查封。而一条被广泛报道的新闻称，在南方某城市，警察闯入了一家治疗中心，逮捕了向医生寻求帮助的吸毒者。 　　中央政府面临的另一个直接挑战是，抗逆转录酶药品的缺乏。许多戒毒者忍受不了医院发放的免费药品，但是政府至今没有其他的可替代药物。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步，”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音译）说，“但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