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其华 发自上海
最新一期美国《财富》杂志封面刊登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封面故事里有一张克林顿和一位年迈老者的合影。这位老者就是约瑟夫·哈米尔德(YusufHamied)，印度最大医药公司西普拉(Cipla)公司主席，他一生和跨国医药巨头作抗争，完美复制了许多最重要的药物，并将它们以极低的价格售出。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哈米尔德在伦敦拥有高档别墅，但他相信自己是甘地(Ghandi)的追随者。“我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所有的医学发现都不再有专利，对于生死攸关的事情没有暴利可言的世界。”哈米尔德不止一次在多个场合大声疾呼，他也用实际行动倾其一生与国际医药巨头做着顽强的抗争。
9月12日，哈米尔德来到上海，与上海的一家医药企业在艾滋病方面寻求合作。此间，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哈米尔德拿起9月的《财富》杂志对记者说：“这张照片是我和克林顿商讨如何将一些药物价格降低到150美元一年,我们正在计划。”探寻不能得到治疗的真正原因
18年前曾来过一次上海的哈米尔德，在惊叹于上海这些年飞速变化的同时，仍不忘通过媒体呼吁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我们要做的，不是让他们等死，而是让他们服他们买得起、低价的、有效的药物。”哈米尔德对记者说。
现年70岁的哈米尔德个子不高，很健康。他身边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无论身处印度孟买还是中国上海，他带给人温暖、亲近。”
“我想引用布什在2003年1月《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在非洲大陆上，有近3000万人患有艾滋病，其中300万是儿童。在非洲，有一些国家1/3的人口携带有艾滋病病毒，400万人需要立刻得到治疗，但只有5万人正在接受必须的治疗。”
为什么不能得到治疗，原因在哪里？“真正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因为没钱治疗而死去。”哈米尔德说。
1991年，印度政府提议由西普拉公司生产的当时已知的唯一一种对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西普拉公司是哈米尔德父亲在1935年设立，当时因为战争的缘故，使得印度药物无法从欧洲输入，所以设立西普拉的宗旨是企图以本土的方式，解决印度当地的健康问题。在西普拉的网站上有一张甘地在参观这个印度的独创企业时，显露出欣喜表情的照片。
“我们接受了这项挑战，并且在1993年将齐多夫定以相当于每天2美元的价格推向印度市场，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为每天10多美元。尽管如此，2美元/天的价格仍然超出了大部分印度人的承受范围，很多人无力承担。”回忆往事，这个慈祥的老人情绪骤然有些激动，“在一个充满药物的时代，我们不能让一个人听到‘你得了艾滋病。我们不能帮你，回家等死吧’之类的言语。”抗衡高价
1 9 9 7 年，H A R R T(高活性抗病毒疗法)医学报告宣称，一种由三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地抑制HIV病毒。三种药物的组合方式可以灵活变化，但本质上是由每天至少需要服用的6片药片组成。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个时候，这些药片分别由不同的跨国公司生产，其总价大约需要每人每年10000~15000美元。
“这样的价格难以让人承受，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而那里正是艾滋病肆虐猖獗之地。”哈米尔德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接受一项全新的挑战，就是把价格降下来。
西普拉公司于是逐渐在仿制药基础上发展起来，这样的公司现在在印度也有数百家。西普拉是其中最大的公司之一。
在考虑众多因素之后，西普拉公司认为，最好的鸡尾酒疗法的组合为司他夫定、奈韦拉平和拉米夫定，这三种当时仍带有问号的药物分别由三家不同的公司生产，他们无权将其合成在一种药片之中。
但是在印度，由于当时不受药物专利保护，西普拉可以合法地将其合成在一起。原因是，1972年印度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只要制造流程不同，即使这些药物仍具有国际的专利，还是准许复制它们。于是，西普拉的产品Triomune问世了。价格为每人每年800美元，而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超过10000美元。
2001年2月，西普拉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宣布其一线的鸡尾酒疗法药物Tiromune的价格降到了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通过此次降价，一夜之间，很多人可以用非常实惠的价格使用所有的药物。
尽管如此，西普拉的销量在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国家中依然非常低。在非洲近3000万遭到艾滋病毒感染的人里，只有少于5万人在接受治疗。部分原因是钱的问题，因为在每年平均国民收入低于200美元的国家里，304美元仍旧是个高额数字。但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和欧洲知名药厂作出的反击，长期以来，他们总是期望像西普拉这样如“海盗”般的仿制药公司从地球上消失。
世卫组织(WHO)此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仅有的100万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大约有40万人正在使用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尊重专利，但拒绝垄断
由于发达国家对于药物专利保护的游说，印度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法令，对跨国医药公司的药物专利进行保护。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Trips协议，迫使每个国家都需签署保障新上市药物具有20年专利。
“我们尊重专利，我们愿意为此付出专利使用费，但我们拒绝垄断。”哈米尔德说，事实证明了垄断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能够生产出一天不到1美元的药物，但跨国公司的价格却是我们的几十倍，我承认新药研发需要高昂的研发费用，但它们真的有那么多吗？我表示怀疑。”哈米尔德进一步强调，“这些巨头在专利期到期后，花大价钱去游说，以延长其专利。”
“我真的很难相信，那些公司就因为专利把药价定得这么高，如果你的专利不是为了给需要的人治病，那发明它有什么意义呢？”哈米尔德问道，难道只是因为一个病毒，就可以严重地损害一些贫穷国家的整体经济吗？
“我不得不说，印度政府通过的相关医药专利的法规，对印度是一个灾难，尽管政府一直强调背后巨大的国际压力。的确，政府是有压力，要顾全大局，但真正的压力在哪里？看看那么多患病的人，你就知道！”哈米尔德对记者说。
不过，多哈宣言(theDoha D e claration)使得哈米尔德获得了一丝转机，宣言中允许处于健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理会专利权的规范，购买他们负担得起的药物。跨国医药公司被迫调整了他们的价格。
在和跨国医药公司多年的对抗之中，不乏和对立者面对面的较量。曾经一位跨国医药公司老总问哈米尔德，“你为什么不去治疗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啊？”哈米尔德反问道，“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不去治疗，而是应该问我为什么只能治疗这么少的人。”
哈米尔德
●出生于1936年7月
●剑桥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西普拉(Cipla)公司工作，担任研究部门高级职员
●1989 年，担任Cipla 常务董事兼主席
●印度有超过30种原料药及其制剂由哈米尔德领导并参与，将其首次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