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次与医院协商无效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艾滋患者和家属开始通过司法渠道来维权，将为他们输血的医院推上了被告席。但在诉讼的过程中，院方的被告身份让患者的维权过程变得异常曲折艰难。
秦增恒已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次医院了。
自从确信老伴儿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后，年近花甲的老秦一趟又一趟地跑到医院取证。取证过程看似简单，只要医院提供当时的住院病历和输血记录即可；但院方的被告身份让老秦的取证过程变得曲折，近乎不可能。
为了取证，老秦起初每隔两三天去医院一次，再后来一两周去一次；开始还能和和气气地谈，再后来，迫不得已开始偷偷地录音取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把官司打到底！”去年11月，老秦收到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因证据不足再一次败诉。2008年，老秦向河北省检察院申请抗诉，但何时开庭还是个未知数。而老秦的老伴儿，被艾滋病折磨十余年的刘入妮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血液管理最混乱的那几年
“血液运输本应绝热良好并有防震软垫，但当时从山西运血的只是一个薄薄的白铁皮箱子，没有任何保温减震措施，就这样一路颠簸十余小时，运到邢台。有时候，血运过来都变绿了，患者输血的时候输不进去，护士只好用手挤。”李黔冀说秦增恒的家在河北省沙河市綦村镇纸房村，那是一个位于太行山区、沙河边上的偏远山村。村里共有两千多人，他们祖祖辈辈以农业为生。
在秦增恒的老伴刘入妮感染上艾滋病以前，除了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村里鲜有人知道这种病。不过，在这些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看来，这病是“脏病”，染上的人大多生活作风不正。
但刘入妮已年近花甲，为何会染上这种病？这让很多人不解。
